嘉宾：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贾康
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积极引入创新机制
记者：实现全面小康社会，最突出的短板在农村，尤其是公共服务方面。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，社会各界都在探索，但现在可能还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。对此，您怎么看?
贾康：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，城乡分治二元经济特征仍然相当明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，要下大功夫去进一步解决。教育上，虽然总体来说实现了义务教育普及，但是在教育质量上，城乡之间差异还是比较悬殊的。特别是一些边远地区，要实现教育质量均等化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医疗上，要在新农合基础上，推行大病统筹，进一步提高保障水平。住房上，农村从人均住宅面积来看，指标还不错，但有些地方是危房，需要改造。未来相当长时间里，我们在进一步优化解决“三农”问题时，要特别注重抓住怎么样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，在中国广大农村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切实提高起来。
记者：新型城镇化战略，是要让农民大量迁徙到城市，给他们解决户籍。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，侧重点是不是把生产要素引入到农村?
贾康：乡村振兴，比过去说的农村发展，涵义更开阔。特色小镇、城乡融合在一起的新区建设，都属于乡村振兴的大概念。乡村振兴过程中，要有好机制，确保把巨量的资源在较短时间投下去，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换代。这能把农村相对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，比较快地提高到和城镇区域接近一体化的水平上。同时还要有农村产业升级和新产业导入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下，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，把各种要素的流动性提升起来后，真正调动多种要素的潜力和活力。
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一定要在中国不同区域、不同特定场景，有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。各地都要乡村振兴，但绝对不可能用同一个模式到处去套，都得定制化地去解决。有一个创新概念叫做PPP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，更多地从政府之外去筹资。政府的钱是有限的，主要是起到四两拨千斤作用。PPP的特点是可以把超过政府资金的社会资本、民间资本、企业可动用的资本力量，发挥乘数效应、放大效应。在预算管理上往往表现为“可行性缺口补贴”，在一个整体可行性开发方案中，特色小镇也好，村区域新区建设也好，政府的钱是一个缺口补贴。有了资金支持，融资模式创新后跟着的是可贵的管理模式创新，它把政府、企业还有专业机构结合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“1+1+1>3”的绩效提升机制。PPP一般的特点是，项目时间段很长，而且里边要有称为O的运营期，比如说BOT、TOT、ROT，O指的都是Operation，是一种运营的概念。在运营期间，主体是有管理相对优势的社会资本方——企业来做运营。这样一来，让企业、专业团队来做，他们的相对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，来促进乡村发展。所以，在乡村振兴过程中，特色小镇建设、产业新区建设，要积极考虑用PPP创新机制来做。
跨越中等收入陷阱，必须城乡一体发展
记者：目前宏观经济换挡，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，您看“三农”发展分量是不是越来越足了?
贾康：我觉得，不能只看第一产业，或者“农”字号的产业成分，在整个国民经济里的比重。从比重来说，趋势是下降的，但并不意味着重要性下降，它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，而且在以后长期的发展过程中，始终如此。它会更健康合理地和其他产业结合互动，会更多地跟工业、第三产业有机融合。
三大产业里第一产业比重是在降低，这个道理也可以用到工业的比重。总体来说，工业也是远远落后于第三产业服务业上升幅度的。从全局来看，到一定时候，工业的比重会停滞甚至下降，在某些区域已经出现工业比重下降的情况，不能就说工业不重要，而是整个产业结构在升级。现有经验表明，第三产业还有相当大的提高空间，这又对应到农业的基础作用、工业的支撑作用、信息产业发展的引导作用，服务业是直接在末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，服务业会更充分、多样化地发展，但服务业发展同样是在农业基础之上。产业间通过有机结合和互动支持，使得整个国民经济结构更加优化、更加可持续健康发展。
记者：近几年，我们提出新型城镇化、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，您心里是不是有一种图景?
贾康：总体来说，按照十九大提出的新的“两步走”要求，2035年要基本建成现代化。“十三五”开始时有大概7000万贫困人口，到2020年都要脱贫，实现全面小康，这是一个最接近的节点目标。再往下，中国有一个历史性的考验，2020年再看十年，2030年左右，能不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。中国人均GDP那时候一定要走到1.3万美元以上，才能够坐稳高收入经济体这把交椅。按照我们前些年发展的速率似乎不成问题，但要注意这些年增长速度是一降再降，不能让它老往下走，要稳在一个新常态，由新入常的状态。
在外部贸易摩擦升级情况下，我们还在努力争取消化掉不良因素，稳在由新入常这个平台上。需要农业和其他产业一起，形成由新入常转换的支撑力。新的动力就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，使中国的结构优化，实现高质量发展，稳在中高速上，最好能够达到6%左右，这样十年时间，足够我们进入高收入经济体了。按照世界银行现行标准，要达到1.2万美元以上才算稳住，才能坐稳这把交椅，而世界银行每隔一段时间要调高门槛，所以说十年以后，我们一定要努力达到1.3万美元。
基本建成现代化，不能把农村撇出去，一定是中国的城乡一起基本建成现代化。如果达到这样一个愿景，再有15年左右时间。从时间表上看，是相当紧迫的。现在我们已经感受到新旧动能转换中，有很多挑战性问题，新的动能支撑着我们能够有后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。有一个统计，绝大多数经济体走到这个阶段，都不能如愿地继续再往上走了，前面的发展势头会突然失去，很多经济社会矛盾搅和在一起，发展失速以后就好像落入一个陷阱。而进入这个陷阱以后，常常一蹶不振，可能好几十年出不来。中国一定要通过乡村振兴、城乡一体化发展，坚定不移地推进高质量工业化、信息化，一起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。
把农村发展与其他方面发展看作系统工程来思考
记者：我们最近观察到，您对供给这个问题研究比较多?
贾康：对。先看看在“农”的概念之下，供给侧要素是什么基本情况、要抓住什么优化要领。供给侧五大要素包括劳动力、自然资源、资本、科技成果应用和制度。
改革开放初期，劳动力有巨大剩余，几乎无限供给，有很多人要寻求更广阔的人生空间，考虑到城镇讨生活。不过，那么多进城的人，现在还顶着农民工的帽子，明明跟农业已经无关了，有的在城镇已经定居了，但仍然没有取得户籍。这个要素怎么优化?这就要在弥合城乡二元经济以后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，让进城农民真正按照市民化来对标，进行配套改革，提高整个供给体系质量，让农民越来越顺畅便捷地取得市民身份。另一方面，毕竟还有一些人要在农村继续务农，要让他们得到更好的教育和培训，这就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，包括财政支持。
再有就是自然资源，农村的自然资源首先是土地。既要严守基本农田红线，保障粮食安全，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，同时城乡结合部的熟地不得已要占掉，成为城区。那么远离城乡结合部的地方，如何集约利用应该思考。
第三就是资金资本。农村发展，从对接市场化角度来说，要用资本来运作，财政支持资金并不是资本，存在一个怎么样高效使用的问题。改革开放初期，财政在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同时，对于稳定城镇粮价和农产品价格要给予补贴，这个补贴称为农产品价格补贴。收购价提高、市场销售价不变，中间形成的倒挂，以政府财政资金补贴的方式处理。这样可以一边稳定城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，一边让农民得实惠，这也带来一个问题，财政的可持续性。财政有没有这么多钱，不断往里边砸?还要想方设法理顺比价关系，不能只靠大量的补贴，年复一年这样去运行。以后财政资金怎么运用，除了补贴要合理化外，还有一个正面投入的支农资金怎么合理化的问题。关于支农资金合理化使用有过很多讨论，比如越来越多的农业投入专项资金，能不能整合?把资金整合后，内在的潜力如何更好调动出来?而在农村和乡村区域投入的资本，不像财政资金，可以不考虑回报。有些企业想做风投、创投、天使投资的，不适合做乡村振兴的PPP，因为追求快进快出取得超额利润，承担极大风险。另外一些资本在支持“三农”过程中，愿意锁定30年甚至50年。当然其间法制化保障条件、阳光化运行制度，防止各种不正之风的破坏干扰，还有专业化的智力支持都不可缺少，这叫PPP的规范化，是一篇大文章。
还有两大要素，一个是科技创新、科技成果的应用，从运用良种、合理使用农药，到休耕轮作等技术指导，这都是使农业更好发展的科技因素。第五大要素，农村改革的升级发展。在农村经济组织形态上，未来有一系列改革任务。
记者：您对“三农”有什么样的憧憬或者寄语?
贾康：按照伟大民族复兴新的两步走，到中国梦梦想成真这个时点来看，也就是30年。这30年的挑战性，我们要充分重视。中国农村是在整个统一市场之内的，农业、工业、服务业整个国民经济是有机结合的，必须冲破思维定势，把农村发展、乡村振兴放在统一市场里，放在拥抱全球化视野里，放在中国农产品要越来越多加入全球竞争里，来考虑高质量发展。
未来30年，要把中国农村的发展，坚定不移地和工业化、城镇化、市场化、国际化以及民主化、法制化打通，这是只能顺应不可违拗的世界潮流。中国的农村要加入进去，农村改革以及相关配套改革，乡村治理、财政预算管理、公众参与机制，都要发展，不发展是不可能的。我更愿意把农村的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、和拥抱全球化等方方面面的发展，看作一个系统工程来思考。